王素：汉晋丝绸之路上的草书——“丝绸之路也是书法之路”丛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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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丝绸之路上的草书[1]
——“丝绸之路也是书法之路”丛谈之一
丝绸之路也是书法之路，各个断代都有标志性书法，汉晋时期的标志性书法是草书。本文以作者自己与启功先生论丝绸之路草书的诗为切入点，认为：汉晋时期，敦煌是个书法家辈出的地方，他们的草书对丝绸之路书法有着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以敦煌为中心，北到居延，南到楼兰，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汉晋简纸文书甚夥，其中草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即反映了这种影响。
一
2019年9月，我应张永强君之邀，给他编著的《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写《序言》，最后以一首七律作总结。诗云：
丝绸古道几时开？鸟迹绳文已在哉！
仓颉作书天雨粟，青莲弄笔上阳台。
银钩铁画龙蛇走，大漠长河驼马来。
读罢宏篇难掩卷，凭栏西眺久徘徊[2]。
这首七律以问句起。第二句“鸟迹绳文”出《晋书》卷八○《王羲之传》唐太宗写的“传论”，原文为：“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这两句包含两层意思：（一）丝绸古道根据考古资料实际自古有之，只不过那时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民道”；张骞“凿空”的意义，在于设“两关”（阳关和玉门关），建“亭障”（包括邮驿、仓库、烽燧等交通、供应、军事等配套设施），首次将“民道”改造成了“官道”。（二）唐太宗是站在王羲之书法角度谈“鸟迹绳文”的，王羲之的标志性书法如《十七帖》等都是草书，那么“鸟迹绳文”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草书”。这里实际已经暗示，丝绸之路早期书法应该是以草书为标志[3]。
第三、四句，也就是颔联，从仓颉造字说起，系由文字出现之前的“鸟迹绳文”自然导出。有三层意思：（一）《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是吉（天雨粟）是凶（鬼夜哭），向无定论。这里认为是吉。（二）仓颉相传是陕西白水人。“青莲”即李白，祖籍甘肃天水，相传生于中亚碎叶。这里暗扣书名中的“长安”和“敦煌”。（三）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上阳台》是草书（图1），也暗示丝绸之路早期标志性书法是草书。
图1 故宫藏唐李白草书《上阳台帖》
第五、六句，也就是颈联，有两层意思：（一）“银钩铁画”出欧阳询《用笔论》：“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形容刚柔相济的笔法。“龙蛇走”出李白赞叹怀素草书的《草书歌行》：“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进一步暗示丝绸之路早期标志性书法就是草书。（二）“大漠长河”人所熟知出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形容的是西域风光。“驼马”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意谓草书是靠“驼马”传播西域各地的。
最后两句意思明白，尤其第八句，西眺的自然是丝绸古道，呼应第一句，为全诗作结。这首七律，除了平仄合律，对仗工稳，最重要的是有一条“草书”的逻辑内线牵引，环环紧扣，层层推演，达到自然流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认为丝绸之路早期标志性书法是草书，并不是我的发明，启功先生也是这个观点。
二
1982年仲夏，启功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家疗养，闲来无事，编定“论书绝句一百首”并附解说，据自撰《引言》所云：“此论书绝句一百首，前二十首为二十馀岁时作，后八十首为五十岁后陆续所作。”[4]启功先生1912年出生，二十馀岁当1932年至1941年，五十岁后即指1962年后、1982年前。
第一首谈汉晋简牍。诗云：“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解说云：“此首作于1935年，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但为人垄断，世莫得见。此据《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注释云：“居延简牍，又称居延汉简，1930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始被发现。……初……被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所垄断，一般人很难见到。”按：解说谓居延汉简“为人垄断”，注释更指实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所垄断”，均不确[5]，惟常人难得一见是事实。启功先生据以立论的《流沙坠简》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收录的都是英国斯坦因掘获简牍：前者所收主要为罗振玉从法国沙畹处获得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罗布泊和敦煌掘获汉晋简牍[6]，后者所收主要为张凤从法国马伯乐处获得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和居延掘获汉晋简牍[7]。其中草书不是太多，故该诗主要谈丝绸之路汉晋简牍所见隶书。但为第二首诗做了铺垫。
第二首谈陆机《平复帖》（图2）。诗云：“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琅。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其中“流沙简”，仍指前揭《流沙坠简》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书所收汉晋简牍。解说云：“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字近章草，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北宋官修《宣和书谱》卷一四草书二收陆机草书，谓“今御府所藏二”，第一即为“章草《平复帖》”。可见启功先生认为《宣和书谱》给《平复帖》定性为章草是正确的[8]。据此可知，启功先生“十年校遍流沙简”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平复帖》是章草，并想进而说明，丝绸之路汉晋简牍所见草书也都是章草，章草是丝绸之路早期标志性书法。
图2 故宫藏西晋陆机章草《平复帖》
陈梦家先生《汉简缀述》认为汉代字体有四：一曰篆书，二曰隶书，三曰草书，四曰古文。认为草书“即解散了形体更为省易较为潦草的字体。用于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以及敦煌、居延所出汉简之草率者”[9]。指出草书主要用于“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敦煌和居延出土汉代简牍多为“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草书所占比重之大可以想见。所谓“永元器物簿”，为前揭西北科学考察团带回来的居延汉简中最著名的由七十七枚木简编联成卷的简册，亦即马衡先生所说的“（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兵物簿》”（图3）。马衡先生说：“其字为章草，颇难辨认。”[10]马衡先生认为居延汉简所见《兵物簿》为章草，时间应早于启功先生认为《流沙坠简》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书所见草书为章草。
图3 居延出土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章草《兵物簿》（节选前十六枚简）
章草起源于何时，传说很多，实不可考。但汉晋之际，是章草向今草演变的关键时期，却有明文记载。章草脱胎于隶书，故保留隶书波磔，每字独立，不连写，无映带。今草则反之，隶意基本蜕化，字不独立，上下映带牵连。二者应该不难区别。而推动章草向今草演变的人物，就是东汉晚期著名书法家敦煌人张芝。如所周知，汉唐时期，敦煌一直都是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张芝是敦煌人，他的章草书法及相关变革，对于丝绸之路书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以为，应该是不言自明，可以想见的。
三
汉晋时期，远在边陲的敦煌，是个书法家辈出的地方。据史籍记载，极负盛名的，就有张芝、张昶、索靖三人，都是当时的章草领袖。
张芝（？－192年）字伯英，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人，名将张奂长子。《后汉书》卷六五《张奂附芝传》说：“善草书，至今称传之。”注引王愔《文志》曰：“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崔指崔瑗，杜指杜度，都是东汉著名草书家。韦仲将即韦诞，汉末曹魏著名草书家。草书造诣，皆不如张芝。张怀瓘《书断》卷上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莫若，变态不穷。”同书卷中先将张芝的章草列为神品，后云：“又创为今草，天纵尤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拏攫之势，心手随变，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谓达节也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真可谓神乎其技！前揭《宣和书谱》卷一三草书一收张芝草书，谓“今御府所藏二”，第一为“草书《冠军帖》”（图4），第二为“章草《消息帖》”。这里“草书”指今草。《宣和书谱》将张芝后出的今草置于其章草前，反映了一种对后来居上的认可。
图4 故宫藏《大观帖》本东汉张芝今草《冠军帖》（节选前部）
张昶（？－206年）字文舒，[11]亦为名将张奂之子，张芝之弟。《后汉书·张奂附昶传》说昶与兄芝“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张怀瓘《书断》卷中将张昶的章草列为妙品，称“时人谓之亚圣”。但很可惜，他的章草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敦煌市）人，北地太守索湛之子。《晋书》卷六○《索靖传》说“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帝爱之。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张怀瓘《书断》卷中将索靖的章草亦列为神品，说靖是“张伯英之弥甥”；《太平广记》卷二○九“姜诩已下”条引《名书录》说靖是“张芝姊子孙”，总之索与张是一家人，书法自有传承。《晋书·索靖传》载靖作《草书状》全文，理论造诣可与张芝比肩。故历史上亦常将索靖与张芝并称。如《书断》卷中引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馀姿，张不及索。”唐薛存诚《御题国子监门》诗：“张英圣莫拟，索靖妙难言。”《宣和书谱》卷一四草书二收索靖草书，谓“今御府所藏章草四”，第三为《出师帖》。故宫藏有隋人摹本，虽时代久远，但仍可管窥索靖章草的风采（图5）。
图5 故宫藏隋人书西晋索靖章草《出师颂帖》
张芝、张昶、索靖三人生活的时代，从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长达一二百年。张昶未见章草作品传世，可以不论。张芝、索靖的草书作品，在中原流传应该甚广[12]，在丝绸之路流传也应一样[13]。何况活跃在丝绸之路的草书家，实际不止他们两人。《书断》卷下说：“赵袭字元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敦煌有张越，（西晋）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还有曾任敦煌太守的赵袭，敦煌本地的张越，也都是草书家。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的草书对丝绸之路书法有着重要影响，是没有疑问的。同样，认为丝绸之路早期标志性书法是草书，也是没有疑问的。
四
百馀年来，以敦煌为中心，北到居延，南到楼兰，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汉晋简纸文书甚夥，草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前文考论，显然不是偶然，而是有其特别的背景和渊源。著名汉晋简牍研究专家谢桂华先生曾撰《汉简草书辨正举隅》一文，纠正以往汉简草书释文错误，但仅举敦煌与居延出土汉简为例，也是因为该二地汉简草书远较其他地方集中[14]。这里就根据敦煌《悬泉汉简》[15]、《居延汉简》[16]、《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7]，各略举数例，进行印证。
敦煌出土汉简批次多（9批次）、数量大（近3万枚）。最早为1907年英国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掘获简牍700多枚，最晚为1990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掘获西汉武帝至东汉安帝时期有字简牍2万多枚，其间，属于大宗者，还有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掘获简牍1200多枚。这里从《悬泉汉简》选出红外线高清草书图版四幅（图6－图9）赏阅，可以判断是早期到中期的章草，仍每字独立，不连写，无映带，有的甚至还保留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十分古拙耐看。
图6 敦煌悬泉汉草书《月己未视事》木简
图7 敦煌悬泉汉草书《当迎渊泉转糜麦》木简
图8 敦煌悬泉汉草书《八月丁巳效谷》木简
图9 敦煌悬泉汉草书《等来所市》木简
居延泽面积广袤，出土汉简地点多达三十处左右。最早为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多地点掘获西汉武帝至东汉和帝时期有字简牍1万多枚，最晚为1999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掘获简牍500多枚，而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等单位在居延多地点（包括著名的肩水金关）掘获简牍2万多枚最为大宗。关于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掘获草书简牍，前文已举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彩色高清章草《兵物簿》（节选前十六枚简）图版，并进行了简单解说。这里再从《居延汉简》选出红外线高清草书图版四幅（图10－图13）赏阅，可以判断也是早期到中期的章草，故字体特征与前揭敦煌汉简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与居延两地的章草，时代虽然都远在张芝之前，但从书法风格看，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显然同出一源。我以为源头仍在敦煌，是敦煌更早的草书家的风教所导致。
图10 居延汉草书《君哀怜省察》木简
图11 居延汉草书《自在数蒙贳》木简
图12 居延汉草书《坐外吏察府》木简
图13 居延汉草书《府毋有官发卒》木简
楼兰在罗布泊西岸，出土魏晋简纸地点不少。主要有以下几批：最早为1901年瑞典斯文赫定掘获魏晋简纸157号，其次为1906年和1914年英国斯坦因两次掘获魏晋简纸共304号，其间1909年日本橘瑞超掘获魏晋简纸49号，最后为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侯灿掘获魏晋简纸65号[18]。这里从《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选出草书图版四幅（图14－图17）赏阅，可以判断是晚期的章草，虽仍每字独立，不连写，无映带，但隶书的波磔已经没有了。特别是图17《敦煌》习字木简，写“敦煌煌煌煌煌煌实煌敦煌奉奉如四写”等字，还原习字者的写作过程，应该是：先写“敦煌”二字，感觉“煌”字难写，遂又连写五个“煌”字，再写“实煌”二字，意谓“煌”字“实”应如此写，然后再写“敦煌”二字，觉得不错，最后写“奉奉如四写”五字，第二个“奉”恐为“教”之形误，而“四”为“是”之音误，即应作“奉教如是写”五字，表示是奉书法老师教诲应该这样写。反映这里的屯戍军民，在书法老师指导下勤练草书之一斑。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点，草书在丝绸之路行用广泛，确实具有标志性；第二点，反复练习“敦煌”二字草书，为敦煌是丝绸之路草书源头提供了新的证据。
图14 楼兰魏晋草书《段从事》木简
图15 楼兰魏晋草书《恐能避》木简
图16 楼兰魏晋草书《书不得》木简
图17 楼兰魏晋草书《敦煌》习字木简
草书在丝绸之路，不仅汉晋广泛行用，南北朝和隋唐也不绝如缕。因此，关于丝绸之路上的草书，可以研究的问题确实还有不少。但需要强调的是：丝绸之路上的草书，只在汉晋具有标志性，在南北朝和隋唐已经不具标志性了。因为南北朝和隋唐，丝绸之路另有标志性书法。关于这个话题，本文“三部曲”的另二篇——“丝绸之路也是书法之路”丛谈之二和之三会有交待，敬请读者关注。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17ZDA183）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资助。
[2] 王素：《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序言》，原载张永强：《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第2页；改名《构建丝绸之路书法史的探索之作》，再刊《中国书法》2020年第8期，第207页。
[3] 按：这里只是暗示，并非说“鸟迹绳文”就是“草书”。《汉书·艺文志》记秦八体书与汉六体书皆有所谓“虫书”，颜师古注云：“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这种被后世称为“鸟虫书”的书法，用于“书幡信”，也显然不是草书。
[4] 启功原著、赵仁珪注释：《论书绝句》（注释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页。按：下引启功论书绝句第一首和第二首，亦见此书，不再出注。
[5] 按：1931年5月，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返回北平，瑞籍专家贝格曼等原欲将居延汉简带回国整理研究，遭到中方反对，遂先在北平图书馆保管，不久又转移到松公府北平大学研究院考古学会存放。先由傅振伦、傅明德整理，马衡、刘复（半农）释文。后来才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有。参拙撰：《马衡先生与早期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待刊。
[6]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
[7]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
[8] 裘锡圭引《启功丛稿》，谓启功认为《平复帖》是“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草书”。见《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5页。存在误解。参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综论》，中文简体本载《中国书法》2014年第5期，第51－83页；日文本载《湖南出土简牍とその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61－92页；中文繁体本载《长沙简牍博物馆藏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第2－18页。
[9] 陈梦家：《汉简缀述》，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五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0页。
[10] 马衡：《居延汉简考释两种》，《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第110－111页；又《汉兵物簿记略》，《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8页。
[11] 按“文舒”之“文”疑为“仲”或“季”之误。《三国志·魏书·庞淯传》言及“武威太守张猛”，注引《典略》，称“张猛字叔威，本敦煌人也。猛父奂，桓帝时仕历郡守、中郎将、太常……”云云。知张猛亦为张奂之子。张芝字伯英，张猛字叔威，推测其家至少应有四子，且以伯仲叔季排行。《书断》卷中称张昶为“伯英季弟”，则张昶应为张奂之第四子。如然，“文舒”之“文”有可能为“季”之误。
[12] 如《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可见前揭王愔《文志》说张芝的草书作品“为世所宝，寸纸不遗”，不是虚语。索靖的草书作品情况应该相同。
[13] 如俄藏敦煌文献有晚唐摹本索靖章草《月仪帖》残片（Дx.6048）。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说明直到唐代，索靖的章草作品仍在丝绸之路流传。张芝的章草作品情况应该相同。
[14] 谢桂华：《汉简草书辨正举隅》，原载《简帛研究》第3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收入《汉晋简牍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6－115页。
[15]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
[16]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全四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4－2017年。
[17] 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
[18] 按：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两次在罗布泊北岸的土垠掘获汉简共71枚，因时代在魏晋前，地点属楼兰边缘，这里不统计在内。此外，1980年后，新疆考古工作人员在楼兰还续有零星发现，这里不录。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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